那一段让人无法磨灭的战地记忆

　　雷烨外甥女项碧英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雷烨希望小学给孩子们讲述雷烨故事 洪兵 摄

　　雷烨故居内仅存的遗物 季俊磊 摄

　　雷烨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战地记者，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战地摄影培训，却拍下了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战争场景。雷烨是第一个到达潘家峪惨案现场的记者，《日寇烧杀潘家峪》一组作品中，大片的房屋只剩下残垣断壁、成堆的尸体血肉模糊……他举起相机，摁下快门，融入人民群众的愤怒，向世界发出吼声。

　　2000年，《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中就有“血染长城脚下的雷烨”；2014年9月1日，他被载入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8年，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出资，在杭州武林广场立起雷烨雕塑。

　　红色名片

　　雷烨（1914—1943），学名项俊文，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县孝顺镇后项村。1938年加入“民先”组织。当年5月，典卖祖屋北上延安。7月参加“抗大”第四期学习，发起组建“文艺突击社”。11月，被选中任记者团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前往战地，受到聂荣臻接待。1939—1942年，雷烨随军挺进冀东抗日前线采访。1941年1月31日，率先报道潘家峪惨案，写下《惨案现场视察记》。1943年4月20日，受日军袭击，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9岁。

　　红色家书

为通先生：

　　你回信上鼓励我的许多话，我轻轻地早就把它放在我的心府里了，我这冷静的心府从今后又要暖烘烘起来了；这“暖烘烘”正如春初的太阳光，温柔地，多情地洒在将萌芽的草苗身上；它为的希望那草苗的成长，使它又肥又大，有所用场！那它才不会于这世界上空跑一趟！

　　——节选自1934年八月初十雷烨写给挚友许为通的信

　　雷烨故居是一幢两层的老式建筑，外墙已被水泥糊住，里面的雕梁画栋保存完好。房子不大，里面贴满了雷烨的生前作品和所获奖项。

　　“政府很重视，本来造高铁的时候要拆，听说是烈士故居就保留了，现在打算好好修整，很感激。”雷烨的外甥女项碧英（二妹项秀华之女）说，虽然没有见过大舅舅，但是母亲常会提及，就好像生活在一起，他是全家人的骄傲和榜样。遗憾的是，雷烨牺牲后的60年间，他的弟妹找了他60年，最后一封家书停留在1941年2月21日，此后杳无音信。直到2001年8月16日，项秀文（雷烨弟弟）收到石家庄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高永桢的来信，才得知下落。

　　从雷烨仅存的书信中，再一次触摸当时战火中的青春记忆。

　　一腔热血北上参军

　　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1933年，许为通在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读高二，因为好友严金明的关系，认识了雷烨。在“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何存”的思想下，他给许为通写了封信，道出了他决定投笔从戎的想法。出发前，他给家里的四个弟妹做了安排：大妹秀英送到浦江完婚，力促二妹秀华与好友严金明成婚，三妹秀娟送到二仙桥的姑妈家当童养媳（后由二妹接回），幼弟秀文则在“七七事变”那天送到杭州的省贫儿院，请严金明关照（严金明和许为通在此处教书）。

　　1937年，杭州沦陷，大批文化工作者、共产党人聚首金华，金华成了浙赣线上的交通重镇，也成了全国著名的抗敌文化中心之一。省贫儿院撤到金华的一个小山村里郑，距后项只有5公里左右。此时，严金明已由延安来的老共产党员周百皆介绍，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雷烨常去贫儿院，认识了周百皆，曾主动帮助他建立金华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随后，雷烨通过严金明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东南总队队长童超。后来，他知道冯雪峰、童超都是从延安来的，便决定到延安锻炼自己。1937年除夕，雷烨来到贫儿院，让画图最好的院童王国梁画了马克思、鲁迅像，交给9岁幼弟项秀文，并背着他回家，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

　　春节刚过，雷烨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童超。可是，从金华到陕北延安，关山万里，舟车劳顿，需要一大笔路费。凭着一腔热血，雷烨典卖自家祖宅，换来100块大洋充当路费。

　　1938年5月，雷烨来到贫儿院向弟弟和好友告别，并把一家人托付给严金明。到达武汉后，雷烨很快给许为通写了信，署名“雷雨”。从此，项俊文在中华大地上消失了，一个全新的雷烨（雷雨、雷华、朱靖）活跃在陕北和晋察冀边区。

　　在延安的半年时间里，他组织建立了“文艺突击队”，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并为其题写了三款《文艺突击》的刊头。1938年8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从“抗大”学员中挑选了一批政治素质和写作水平兼优的共产党员组成前线记者团，雷烨被任命为记者团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

　　穿梭生死线

　　写出震动人心的篇章

　　“云凤：本月十八托孝顺的方正荣寄回大洋三元，及潘继美兄寄回大洋五元……门口祠堂前二斗，托桂秋伯耕田。托你趁着天气未十分热的时候，做一双黑面的鞋（最好软底）……平日到孝顺去买东西，最好你去，或飞凤同顺金一起去，切不可让他俩中的一个人去！去的时候，尤应嘱他俩小心火车……”

　　这是雷烨仅存的一封家书。文中提到的云凤是二妹秀华，飞凤是三妹秀娟，顺金是幼弟秀文。

　　1939年前后，雷烨从行唐县陈庄的“一心堂药店”给二妹项秀华写了这封信。“母亲遵照嘱咐，做了一双黑面软底鞋寄回发信地，却一直没有收到大舅舅的回信。”项碧英说，雷烨离家后，全家的重担都落到母亲的身上。而那时，雷烨正在晋察冀的战场上。1939年前后，雷烨主动要求随军前往冀东抗日最前线，长达4年左右。

　　1942年冬，雷烨来到冀西根据地。1943年1月15日至22日，出席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那里他遇到田华，留下了合影。这是田华第一次照相，也是雷烨最后留下的音容笑貌。

　　1943年4月19日深夜，雷烨刚刚完成照片选定，正在撰写文章时，敌情突发，数百名日军自南向北朝曹家庄、南段峪方向大扫荡。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立即通知雷烨带着警卫员转移，他在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挨家挨户通知老乡，村民无一人伤亡。

　　4月20日凌晨，雷烨从大岭沟走到石塘村南山沟时与敌军遭遇，随后激战，击毙敌寇10余人，交战中雷烨腿部受伤。情急之下，雷烨向两个警卫员下了死命令：“我来掩护，你们赶快撤退！”雷烨孤身应战，最终寡不敌众。敌人要下山活捉，他宁死不当俘虏，从容不迫地将自己心爱的相机、自来水笔、望远镜等砸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牺牲后无觅六十载

　　英雄值得永远铭记

　　雷烨壮烈牺牲后，《晋察冀画报》增辟追悼专页，新华社《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相继发布消息、传略、悼文等。而这一切，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妹们并不知晓。

　　“母亲临死时，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找到大舅舅，在弥留之际拉着小舅舅的手嘱咐：‘你一定要找到哥哥啊。’”项碧英说。

　　新中国成立后，周围村里参军的人陆续回来了，可项秀华一直没有等到雷烨的身影。

　　1986年7月21日至27日，在全国城市市志编撰工作研讨会上，时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项秀文遇到高永桢，拜托他寻访项俊文（雷雨）。那时候，他们一家人已经寻找了45年，杳无音信。2001年8月，在一堆旧报纸中看到沙飞《眼兵情仇》（“眼兵”是沙飞的笔名）的文章，其中提到雷烨，和雷雨一字之差，且都是浙江人、抗大学习、年龄相仿。高永桢冒着酷暑蹬车前往沙飞文中提到的烈士陵园，找到雷烨墓。看到上面的碑文，确定了身份。高永桢将了解到的相关情况电告项秀文。

　　2018年9月30日，项碧英、王雷、林忠等亲友来到杭州武林广场，向雷烨雕像进献花篮。项碧英情不自禁地抱住了雕像：“大舅舅，让我代替妈妈再抱抱你。您的崇高理想已经实现，国家已经走向繁荣富强，您安息吧。”如今，政府部门打算把雷烨故居重新修葺，让他的爱国情怀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