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首次对方志观演变问题作系统梳理和初步探究，并把宋代以降主流方志观概括为三种，即流行于汉代至清代的唯心方志观、流行于民国的进化方志观和流行于当代的唯物方志观。文章还认为，此前学界虽对方志观问题已有一些研究，但那些研究仍较零碎和肤浅。因方志观是方志学的灵魂所在，也是方志理论的制高点，故主张今后还应进一步重视和深入研究方志观问题。
关键词：方志观 演变
所谓“方志观”，抽象地说即指人们对方志活动的反思，具体地说即指人们对方志的活动本质、发展规律以及基本属性的认识。当代学界使用“方志观”概念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对方志的总看法。如董一博说：“我们所谓的方志观，是新方志理论的核心，也是它生命的所在，它是人们对方志总体运动及其规律性认识的哲学概括”。（1）另一种是指对具体方志现象的具体看法，意同一般的“方志观念”。如在当代方志论坛中，那些题中含有“方志观”概念的文章，它们所论述的多不是对方志的总看法，而是对具体方志现象的具体看法。“方志观”与“方志观念”是有差异的。“方志观念是方志观的普泛表现，是人们对各种方志现象的反思结果。方志观是方志观念的高度整合和集中体现，是人们对方志的总观点和总看法。方志观虽然也是一种方志观念,但它在方志观念系统中是占据着主体和主导地位的。”（2）本文所谓“方志观”属前一种用法，是指人们对方志的总看法，是从哲学角度来立论的。
方志观究竟是什么？这是方志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有历史学者释“历史观”曰：“历史观”就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运动形式、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是历史观所要回答的三个基本问题。”（3）仿效这种对“历史观”的阐释，亦可对方志观作这样阐释：方志观就是人们对方志活动的总看法。方志存在与方志意识关系、方志活动形式、方志发展的决定因素，这就是方志观所包含的三个基本问题。方志观作为方志学的一个术语是民国梁启超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方志观念日趋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可断言也。”（4）“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5）梁氏所言“方志观念”即指方志整合观念，意同今语方志观。此前学界对方志观问题已有一些研究，但就总体而言，那些研究仍较零碎和肤浅。有鉴于此，故拙文便以主流方志观为主线，试就“方志观演变”问题谈点管窥之见。纵观主流方志观演变历程，大致可概括为三种，即唯心方志观、进化方志观和唯物方志观。唯心方志观流行于汉代至清代，进化方志观流行于民国，唯物方志观流行于当代。下文就分别作简要论述。
一、唯心方志观
唯心方志观源于唯心历史观。唯心历史观是“同唯物主义相对的哲学基本派别。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认为精神（意识、观念）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则是精神的产物。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7）作为一种主流方志观，唯心方志观流行于汉代至清代。唯心方志观含有多种思想，其中主要思想有如下两点：
1.天命、君命至上
唯心方志观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认为天命、君命至高无上，决定一切，不可违抗。唯心方志观滥觞于东晋，如东晋常璩曰：“盖帝王者统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运，非可资能恃险，以干常乱纪。虽饕窃名号，终于绝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诈诡而邀，神器不可以侥幸而取也。”（8）这里所言“膺命”即指帝王秉受天命，“神器”即指帝王权位。唐贾耽继承传统天命观，认为唐代诸帝就是秉承天命才拥有天下。他说：“高祖神尧皇帝诞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继明重熙，柔远能迩，踰太碛通道。北至仙娥，于骨利干置玄阙州。高宗嗣守丕绩，克广前烈，遣单车赍诏，西越惹山，于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复配天之业，不失旧物。睿宗含光大之量，惟新永图。玄宗以大孝清内，以无为理外。大宛骥騄岁充内厩，与贰师之穷兵黩武，岂同年哉？肃宗扫平氛祲，润泽生人。代宗刬除残孽，彝伦攸叙。”（9）南宋马光祖也继承传统天命观，认为宋诸帝就是秉承天命才拥有天下。他论述宋历史发展曰：“至我高宗皇帝，复受天命，再造鸿业，翠华南渡，首幸江宁，乃即府治以建行阙。”（10）元许有任也有类似观点，他说：“盖天为万物之祖，君为万邦之宗。乾以至健而为万物始，乃能统理于天。皇上体乾行健以统理万邦，所谓一统万类，可以执一御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机括系焉。”（11）至明清，随着修志的普及和志书的增多，宣扬天命、君命至上的言论更是比比皆是。例如，明杜泽称颂京城（今南京）建设辉煌成就曰：“地辟天开，金跷大哉，帝居允谐。钟山巍巍，圣德光辉，奄有九围。大江滔滔，圣德深高，地载天包。钟山苍苍，大江洋洋，圣德隆昌。自西自东，朔南承风，车书混同。天命谆谆，圣子神孙，万万年春。”（11）清光绪《畿辅通志》作者论本志卷首设《帝制纪》门理由曰：“旧志恭列诏谕冠首，次宸章，次京师。今以陵寝、行宫另列专门次之，统名曰‘帝制纪‘，冠冕全书，允符史家尊王之义，且地近京畿，体制亦与外服不同也。”（12）民国时,唯心方志观虽已退出主流地位,但它仍被一些守旧者所信奉。如张洽论县志编修周期曰：“社会情形十年一小变，三十年一大变，因之方志一书亦应循此公例，经三十年而笔削一次。”（13）前列这些都是旧时代人们信奉和颂扬天命、君命至上思想的具体实例。
2.英雄创造历史
在古代方志论坛中，英雄创造历史思想始见于东晋。东晋常璩认为，三国历史即由曹操、刘备、孙权等英雄所创造。他说：“政去王室，权流三杰。瓜分天壤，宰割民物。舍彼信顺，任此智计。大道既隐，诡诈竞设。并以豪特，力争当世。”（14）这里所言“政去”指东汉政权灭亡，“三杰”指曹操、刘备、孙权。唐李吉甫也继承古代天命、君命至上观念，认为天命、君命决定一切。他说：“自黄帝之方制万国，夏禹之分别九州，辨方经野，因人纬俗，其揆一矣。及秦皇并六国，则罢侯而置守。汉武讨百蛮，则穷兵而黩武。虽裂为郡县者，远过于殷周。而教令之所行，威怀之所服，亦不越于三代。失天地作限之意，非皇王尚德之仁，夸志役心久而后悔。由此观之，则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远矣。”宋乐史也认为，历代历史都是历代“圣人”秉承天命而创造的。他说：“臣闻四海同风，九州共贯。若非圣人握机蹈杼，织成天下，何以逮此？自唐之季，率土缠兵，裂水界山，窥王盗帝。至于五代，环五十年。虽奄有中原，而未家六合。不有所废，其何以兴？祖龙为炎汉之梯，独夫启成周之路。皇天骏命，开我宋朝。”（15）元袁桷则从修志角度去颂扬帝王巨大功绩。他认为，《元一统志》编修功劳应归于“世祖皇帝”的英明决策。他说：“世祖皇帝圣德神武，混平寰宇，首命秘书监儒臣辑《大一统志》，沈几远略与昔圣人意旨吻合。”（16）这里所言“沈几远略”意同深谋远虑。明王直认为，本朝所以能赢得普遍修志的巨大成绩，首先应归功于“太宗皇帝”的高度重视和英明决策。他说：“郡邑有志尚矣。若夏之《禹贡》、周之《职方》。秦汉唐宋之典籍，载其山川、风俗、人才、物产、贡赋之详。为天下者得有所考据，以施宜民之治，而仁义之道行焉。世远事殊，文献不足，损益措置，或有爽其宜者。此书不可无作也。我太宗皇帝在位时，稽古右文，既修《永乐大典》，以资盛治矣。即诏礼部搜集旧文，欲作志书以著一统之大，而未及成书。今皇帝尊临万邦，继志述事，遂遣使者分行天下，诏诸郡县，并加采辑，悉上送官，将以成当代之盛典而彰万世之洪图也。”（17）清乾隆《临川县志》作者则主张志书记载应注重记载帝王功绩。他们说：“志书史类，法重尊王，故近日志书首列《宸翰志》，或称《典谟志》，诚为得体。然略古详今，遂将本朝诏制通行天下者一并兼入，若修志者悉仍其法，则天下志书首卷皆雷同矣。”（18）同治间,魏瀛称颂清圣贤功绩曰：“我朝圣圣继承，元元熙洽，及我皇上御极以来，治成中兴，芟平大乱，振声教于四海，合中外为一家。”（19）在明清志书中，此类言论很多，这里就恕不赘述了。
古代唯心方志观还有两种具体表现，即循环方志观和倒退方志观。这两种方志观在清代皆有明显反映。如汪中洋即持循环方志观。他说：“夫自宋迄今，天道变于上，人事更于下，不知凡几，非棠书之所备也。自明迄今，天道变于上，人事更于下，不知凡几，亦非董志之所备也。”（20）这里所言“棠”指《澉水志》作者常棠。秦达章认为，地方志就是按“三世”循环变化而变化的。他说：“郡邑志乘《春秋》支流也。《春秋》张三世，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执此例以编邑志，而新旧绝续，今昔盛衰，大率不离世分三等者近是。”（21）章学诚即持倒退方志观。他说：“方志久失其传。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戏、小记短书，清言丛说而已耳。”（22）由此可见，在章氏看来，中国方志发展不是不断进步而是不断倒退。唯心方志观是有明显缺陷的。列宁指出唯心历史观有两个主要缺陷，即“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的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3）唯心历史观的基本缺陷是如此，唯心方志观的基本缺陷也是如此。
二、进化方志观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便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彼时无论是经济社会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均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也就在此时，唯心方志观开始发生质变，且迅速被进化方志观所取代。民国时期的进化方志观是古代变易思想与西方进化思想相融合的结果。进化方志观虽含多种思想，但其中主要思想有如下两点：
1.崇尚社会进化
进化方志观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另一个是西方进化思想。在中国传统志界本来就一直存在着变易思想。例如，宋张淏曰：“夫物有变迁，事有沿革，今昔不可同日语也。”（24）元洪焱祖认为，地方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故“今昔非可同日语”。他论志书续修必要性曰：“物有变迁，政有因革，今昔非可同日语。使二志不续，后将何所考乎?”（25）清冯达道认为，在地方事物中有变者有不变者，修志重在“记变”。他论修志记载重点曰：“郡国亘千古不变者，在天为分野，在地为山川。若户口则登耗变矣，赋役则轻重变矣，兵防则疏略变矣，官师人物则盛衰变矣，沟垒渠梁胶庠廨宇，以及诸所建置则隆替变矣。郡必有志，所以记变也。”（26）冯氏此说颇具学术见地。
自晚清始，西方进化思想便渐传入中国。彼时志界一些有识之士就把传统变易思想与西方进化思想融合起来，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进化方志观。产生于十九世纪欧洲的进化论，原是一种按照事物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的理论，它包括宇宙无机物进化、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等。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那些来华传教士和洋务企业的译书机构，已陆续对进化论作些零碎介绍。当时在中国思想家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则为最早接受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严复通过对赫胥黎《天演论》等著作的翻译，则成为彼时在介绍和阐述西方进化论方面最有贡献的人。康有为则把传统变易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他说：“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27）梁启超还有更深刻认识。他给历史概念作界定曰：“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若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8）梁氏还说：“地方的专史，即旧史之方志体”。（29）由此可见，梁氏所言“历史”是包括方志的。时至民国，则有许多人都把进化理论运用到修志领域。例如，李泰棻认为，方志就是“纪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30）他撰写《方志学》专著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该书使用“进化”一词计有30余次。傅振伦认为，编修新志必须体现“社会进化之精律”。（31）他说：“近代方志学本身的兴起就与西学重民生民主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32）民国方志界在宣扬进化思想时还有一个特点，即多把社会进化观念与民族竞争思想糅合在一起。如民国张书绅论修志宗旨曰：“修志的人，若不纳民生问题来做历史的中心，便是无价的死史。若不纳民族竞争来做历史的纲领，便是泥古的旧史。若不纳民权消长来做历史的因革，便是专制的私史。若不纳物质进化来做历史的资料，便是无物的空史。”（33）前引这些都是民国学者把进化史观运用到方志领域的具体例子。
2.重集体轻个人
古代修志界因受英雄史观影响，多注重记载英雄豪杰。自晚清始，因受西方新史学和梁启超所倡导的民史观影响，有些学者就开始重视群众的历史作用问题。例如，光绪间秦达章论《霍山县志》编修新背景和新要求曰：“迁流以至今日，起视环球大势，可谓极事变之赜者矣。盖自五大洲，物竞炎炎，天演为炉，天择为冶。业举政治、学业、工商、兵战，开千古未有之奇局。霍处万山丛沟中，于外界虽稍若夭阏然，不能不隐被其影响。骎骎易闭塞而开明，故由今以前，变率自渐。由今以后，变率加速。是志也，灌輸于新旧绝续之交，总揽夫今昔盛衰之故，而合群进化之道即于是寓焉。天下事不进则退。群学家之言曰：欲求进化，必先合群。”（34）秦氏此话主要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当今社会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求进化和求合群思想已经普遍流行。二是说当今修志必须有进化和合群思想。粱启超还认为，修志最大意义就在于促使群众不断进步。他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35）李礼耕则把“适合人群进化”视为修志的最高原则。他说：《修武县志》编纂“遵省颁之大纲，将科学化与新潮流之结晶兼收并蓄，是可谓会通新旧两方面之演进实录，适合人群进化之最高原则。”（36）《鄞县通志》作者还把“重群众而轻个人”作为修志的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他们述本志编纂思想变革日：“因对代演进之关系，本书作者之观点确与以前之编纂方志者不能尽同。本书重近世而轻古代一也，重现在而轻过去二也，重改革而轻保守三也，重演变而轻固定四也，重群众而轻个人五也，重社会团体而轻家族及少数人六也，重通俗文艺而轻寻章摘句七也，重耳目实验而轻引经据典八也。此为本书不易之原则。”（37）
这里还要说一说关于进化方志观的历史价值问题。对此问题当从两方面去认识。一方面，它与传统唯心方志观相较，无疑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新理论。因为它不仅倡导进化方志观，而且还否定了唯心方志观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以及方志发展的循环论、退步论等，故它对方志观发展具有更新和发展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进化方志观只是用生物界的进化学说和因果关系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故它与唯物方志观相较，就存在明显局限性。有一学者论唯物历史观与进化历史观基本差异曰：“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一样。社会有人参与，有主观参与，内容更加复杂。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但历史规律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这一点不仅与唯心史观不同，与进化史观也是不同的。后来出現的弊端是把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看待，过分强调规律，陷入了机械唯物论。”（38）进化历史观的基本局限是如此，进化方志观的基本局限也大致如此。
在民国志界，除占据着主流地位的进化方志观外，还有一种非主流方志观，即唯心方志观。如民国刘书旗论修志曰：“志与史相表里者也。史以载道，道不外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孔子之《春秋》、紫阳之《纲目》胥是道也。天不变道亦不变，运虽变而天终不变。守道而人群以聚，士习以端，国体以立，世界以成。去道而人群以散，士习以败，国体以亡，世界以灭。史者，道其所道，故为正史。志者，道史之道以为道，故为良志。”（39）
三、唯物方志观
唯物方志观滥觞于民国后期。彼时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接受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其中突出代表就是李泰棻和傅振伦。李泰棻说：“自马克斯氏始主张人类社会之动作，完全限于物质条件之下，即所谓唯物史观者也。马克斯云：‘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有一定的、必要的、不为其意志所管辖的条件，有生产的条件，与其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的阶级相当。这些生产条件的总和，造成社会的经济组织，造成法律制度的真实基础，并且有些社会的意识，正与之相当。物质的生产方法，限定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现象，不是人的意识限定他的生存，是人的生存限定它的意识。’”（40）傅振伦也说：“自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扬于世以来，而社会嬗变（社会之嬗变即人类之历史）恒视经济之变更为转移之理大明。故欲阐明事理，须求当代经济状况。是扩充旧史志食货门类目，诚当今修志之要义矣。”（41）彼时除李、傅二氏外，还有一些学者也主张以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去审视方志。如高锡攀说：“尝读唯物辩证法，知在空间上全面考察事物，须于其‘连系中、矛盾中、实质中、实践中’考察之，以认识事物对立之统一与统一之分解，非可划然以一事物之单独形式而求得事物之内容也。又在时间上全面考察事物，须明其‘到反对物去之转变发展，即是对立物之斗争由量到质之突变，否定之否定’诸定律，以认识事物，只是变动发展之过程非可截然以一事物霎时之静态，而求得事物之生命也。衡天下之事物如是，读国史、方志亦莫不如是。”（42）前引这些都是民国方志学者始用唯物史观于方志领域的具体例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学界无人论及唯物方志观问题。1985年，董一博率先提出研究唯物方志观的新命题。他说：我们“必须在志观、志材、志法、志言、志德上狠下功夫”。（43）又说：“方志学的整个理论体系，一般分为三层次：方志观、方志学及方志学方法论。它们以丰富的理论系统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但各自研究的对象不同，范畴的区别，则各具特点。……马克思主义的方志观，也是我国方志工作者研究方志的主要理论根据。”（44）此后则陆续有人论及方志观问题。1999年，拙著《普通方志学》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较具体研究了方志观问题。其中第一章即为《方志观念》。其中第一节为《方志观的一般理论》，依次论述了“一般方志观”“方志编纂观”“方志文本观”“方志接受观”“方志发展观”诸问题，此节最后还强调说：“方志观问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无论是对于方志实践来说，还是对于方志理论来说，它都是一个具有总领意义的根本问题。”（45）唯物方志观思想丰富，其中要义有如下两点：
1.方志是一项社会事业
视方志为一项社会事业观念滥觞于民国。彼时有些学者根据清代以降用志事业的新发展，认为方志已经不仅是一种书籍，而是一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社会事业。在民国前期，梁启超等人就认定修志为一项事业。梁启超说：比较不同志书“门目分合增减之得失，资料选择排配之工拙，斯诚方志学中有趣且有益的事业。”“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46）后余绍宋也有类似看法。他说：修县志“实为地方上第一件大事，第一件公益事业”。（47）至民国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认定方志为一项事业。如李荫清称赞中国方志曰：“吾国习俗，率皆新志杀青，旧志覆瓿。其亡佚者，殆犹十百倍于此而不止，则我国方志事业之伟大绝伦，询堪惊异。”（48）由此可见，在李氏看来，“方志”不仅是一项“事业”，而且还是一项“伟大绝伦”的“事业”。后吴宗慈则认定方志为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他说：“吾人应先为第一步之断定，方志事业究为国家社会之所需要否。如不需要，则敝屣弃之可也。倘其需要，则应举国家整个力量，以从事改进与振兴。”（49）此后，事业说则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自上世纪80年代始，随着修志和用志事业的蓬勃发展，国人方志观念迅速发生变化。1985年8月15日，董一博在《给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中，率先把方志视为一项事业。他说：“方志事业发展如此迅速，这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及自身的‘经世致用’有着密切的关系。”（50）1995年8月15日，李铁映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长久性的事业”，“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延续进行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不是一项临时任务。”（51）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方志的组织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作，适用本条例。”这些领导指示和政府文件规定都标志着方志开始从一业到多业的转变。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曾10次使用“方志事业”这一短语，并号召说：要“以修志编鉴为主业，统筹兼顾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等工作，实现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的学者也曾经在理论上作这样总结：“按照传统的观念，所谓方志工作就是编纂志书，仅此而已。在这新一轮的修志实践中，这种观念已被突破、更新。首先是突破了‘志书’等同于‘方志’的观念，实现了将‘方志’由编一本书到一项社会事业的跨越。”（52）
2.方志写人民并为人民服务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根据科学反映论要求，方志应该着重书写人民。1959年夏，董必武在湖北省指导修志时指出：新修方志应“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53）1984年，梁寒冰撰文曰：“新志与旧志根本不同，旧志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为封建王朝歌功颂德的，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新志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人民歌功颂德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的。旧志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新志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唯物辩证的。”（54）2008年11月6日，陈奎元指出：“地方志工作要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就要反映广大人民创造历史的功业，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55）有的学者也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才能彻底从根本抛弃唯心史观的干扰和影响，真实地记载一方的历史和现状，真正体现出‘人民的方志写人民’的特点，歌颂人民群众中的优秀人物和人民群众创造的业绩”。（56）
为谁服务问题既是一般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也是唯物方志观的核心问题。早在1983年，有的学者就主张，新编地方志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如有人说：“我们编纂新方志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57）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58）方志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当然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2014年4月19日，王伟光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坚守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真正做到地方志工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59）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也明确指出：发展地方志事业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通过编修和开发利用地方志成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
四、余论
由上论述可知，唯心方志观、进化方志观和唯物方志观，这就方志史上先后出现的三种主流方志观。其中唯心方志观流行于汉代至清代，进化方志观流行于民国，唯物方志观流行于当代，目前仍在继续发展之中。最后再说一说如下两个具体问题：
1.方志观的学术地位
方志观是方志学的灵魂所在，也是方志理论的制高点。白寿彝等历史学者指出：“历史观是史学的灵魂，在史学工作中占有头等的重要地位。如以一部历史著作而论，尽管功力厚，资料富，但见识浅，在历史观点上无所建树，就不能成为上品。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观就是史学一切，而资料和功力对史学工作仍然是重要的。资料和功力，这里就包含有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和史书体例，历史文学等方面的问题，也有对其他有关学科的修养问题。”（60）方志学者董一博也有类似见解。他说：“一部志书，起码要过得去‘五关’，即明志观之是非，定志材之真伪，别志法之臧否，则志言之繁约，衡志德之祟庸，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志观、志材、志法、志言、志德上的分界线的评价点，也是衡量志书质量的基本要求。”（61）因方志观是方志学灵魂所在和理论制高点，故对方志理论建设来说，无疑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
2.方志观的研究现状
自上世纪80年始，虽然学界对方志观问题已有一些研究，但那些研究仍存两个不足。一是存在该论未论的问题。我们已有的许多方志学通论著作大多未提及方志观问题。如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又如《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方志百科全书》（方志出版社2017年版）等皆未设“方志观”条目。这些都是对方志观问题不够重视的具体表现。二是存在论而不当的问题。当代许多方志学书文虽也曾论及方志观问题，但其中一些见解仍有偏颇之嫌。或把方志观等同唯物史观。如有人说：“我们所谈的志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62）或把方志观等同于方志编纂观。如有人说：“方志观是方志工作者对方志的认识核心和基础，是其方志理论的高度概括和结晶，也是修志指导思想和编纂思想在纂修人员头脑中的宏观体现。”（63）或把方志观仅理解为方志“价值观与方法论”。如有人说：“方志观是对方志及其文本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包括价值观和方法论两大块。”（64）这些见解虽都有一定合理性，但它们也都存在理论站位不高和以偏概全之弊。因方志观是方志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和深入研究方志观问题，以尽快把方志学建设成为一门成熟学科。
注释：
（1） 董一博《探索创新方志总体论》，《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拙著《普通方志学》第21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3）蒋大椿等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历史观”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梁启超《说方志》，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一，1924年。
（5）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1924年。
（6）1989年版《辞海》“唯心主义”条。
（7）常璩《华阳国志•序志》，《华阳国志》卷末。
（8）贾耽《进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60。
（9）马光祖《留都录小序》，《景定建康志》卷1。
（10） 许有壬《大元一统志序》，《大元一统志》卷首。
（11）杜泽《京城图志序》，洪武《京城图志》卷首。
（12）《畿辅通志凡例》，光绪《畿辅通志》卷首。
（13）张洽《新绛县志序》，民国《新绛县志》卷首。
（14）常璩《华阳国志•序志》，《华阳国志》卷末。
（15）乐史《太平寰宇记序》，《太平寰宇记》卷首。
（16）袁桷《四明志序》，延祐《四明志》卷首。
（17）王直永乐《汝宁府志序》，王直著《抑庵文集·后集》卷22。
（18）《临川县志凡例》，乾隆《临川县志》卷首。
（19）魏瀛《赣州府志序》，同治《赣州府志》卷首。
（20）汪仲洋《澉水新志序》，道光《澉水新志》卷首。
（21）秦达章《重修霍山县志序》，光绪《霍山县志》卷首。
（22）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章学诚遗书》卷14《方志略例》。
（23）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
（23）张淏《会稽续志序》，宝庆《会稽续志》卷首。
（25）洪焱祖延祐《新安后续志序》，弘治《徽州府志》卷11。
（26）冯达道顺治《重修汉中府志序》，嘉庆《汉中续修府志》卷首《旧志序》。
（27）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光绪《日本书目在志》卷首。
（28）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2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0）李泰棻《方志学》第一章第一节《方志之定义》。
（31）详见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2）陈怡整理《傅振伦学述》第143、14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3）张书绅《华亭县志序》，民国《华亭县志》卷首。
（34）秦达章《重修霍山县志序》，光绪《霍山县志》卷首。
（35）梁启超《说方志》，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卷41。
（36）李礼耕《修武县志叙》，民国《修武县志》卷首。
（37）《鄞县通志例言》，民国《鄞县通志》卷首。
（38）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李守常著《史学要论》卷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9）刘书旗《任县志序》，民国《任县志》卷首。
（40）李泰棻《方志学》第五章第十二节《经济学》。
（41）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2）高锡攀《柳城县志序》，《民国柳城县志》卷首。
（43）董一博《在福建省地方志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4）董一博《探索创新方志总体论》，《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5）详见拙著《普通方志学》第21—38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46）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1924年。
（47）余绍宋《余绍宋日记》民国12年11月5日条，中华书局2012年版。
（48）李荫清《书无极县新志后》，《民国无极县志》卷末《附录》。
（49）吴宗慈《论今日之方志学》，《吴宗慈稿本三种》。
（50）董一博《给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1）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52）刘纬毅等著《中国方志史》第367页，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
（53）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黄山书社，1988年，第20页。
（54）梁寒冰《新修地方志与两个文明建设》，梁寒冰著《新编地方志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5）陈奎元《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56）林衍经著《方志学广论》第13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7）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第16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8）江泽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9）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60）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2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1）董一博《在福建省地方志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2）董一博《在福建省地方志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3）刘柏修等主编《当代方志学概轮》第110页，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
（64）吕鲜林《新时代方志观之探微——兼论新时代方志体例风格及内容特色》，《上海地方志》2000年第3期。
（本文为全国首届“韩公亭杯”地方志理论研究征文获奖论文。本文作者韩章训系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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