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办在省主席公馆的《浙江潮》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开始燃向浙江大地。国民党浙江省级党政军机关迁移至金华和永康方岩。金华成为浙江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酒坊巷里，人潮涌动。国共两党要员、各地抗日救亡团体的领袖、文化界知名人士、进步学生，他们从上海、武汉、嘉兴、无锡等地汇集金华，聚集在酒坊巷中。人们传递的是抗战消息，议论的是抗战话题，呼喊的是抗战的口号，表演的是抗战节目……烽火连天，抗战、抗战，小巷在怒号呐喊。

浙江省政府迁来金华，时任省主席的黄绍竑即住在酒坊巷34号（胡步蟾故居的对面，即现戚家酒馆浮雕北端，上世纪50年代初，因军营改建被拆除）。这原是金华名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人望先生的私宅。黄人望将老少安排回老家曹宅大黄村居住。自己与吕公望一起大力兴办难民工厂，以工代赈，收容、安置大量难民，并将此住所让给黄绍竑作公馆。

黄人望住宅为二幢并合一起结构完全一样的中式房子。正房呈两个回字形，大天井，边为厢房，雕梁画栋，柱粗可双人围抱，红漆地板。房屋占地面积很大，前面有大花园，内有奇花异草、名贵花木、石坊牌匾。后面有很大的菜园、水井和果园。在幽幽小巷里，环境十分优美，适合居家、也宜办公。抗战形势越来越紧张，12月24日杭州沦陷。为防止日机的狂轰滥炸，黄绍竑迁住罗店。公馆改为《浙江潮》杂志社址。（现《浙江潮》石碑位置不准，应南移。）

《浙江潮》，创刊于1938年2月24日，发行量曾超过10万份。该刊在黄绍竑支持下，作为浙江省政府主办的刊物，聘请进步人士严北溟任主编兼发行人。严北溟受命筹办《浙江潮》，即与中共党员、学者杜国庠先生商定编辑方针及开始几期的内容。那时，杜率领的战地服务团，有不少包括林默涵、王亚平等在内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他们都表示尽力支持办刊，通过各种关系，不少中共党员进入编辑班子。先后担任编辑的有郑洪范、翟毅、王平夷、葛琴、李士俊等10余人。同时广泛联络社会上的中共党员和知名学者、作家，建立了实力雄厚的写作队伍。其中，在金华的有骆耕漠、邵荃麟、陈虞荪、石西民、王亚平、麦新、何家槐，远在西南的有胡愈之、夏衍、千家驹、范长江、乔木（乔冠华）、恽逸群等。这样，《浙江潮》实际上是国共合作，实现统一战线的刊物。

开始几期稿子很快备齐，刊物的印刷却成了问题。当时，金华唯有《东南日报》和《正报》的两家较具规模，但都受国民党CC系控制不愿承印。严北溟只得千里迢迢赶到温州一家印刷厂印刷。在温州印了6期后，就近转至丽水新办的浙东印刷厂印刷。1938年下半年中共浙江省委文委成立，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办好《浙江潮》。1939年1月起，该刊在金华印行。

《浙江潮》为综合性时政刊物，16开旬刊，第7期后曾改周刊，第90期起复出旬刊。其内容主要是宣传全民抗战，兼顾国际形势和战时浙江政治、经济工作。除社论、短评外，设有“时事报告”“专载”“通讯”“文艺”等专栏，还出过10期副刊《浙江妇女》。

《浙江潮》办刊宗旨在创刊号《潮头语》中即有明确的宣示：“《浙江潮》将以奔腾澎湃的雄姿，排山倒海的气势，推动浙江三千万民众踊跃参加抗日自卫，以争取最后胜利。它象征着这一个伟大的全民抗战狂潮的到来。”

创刊号上发表严北溟的《动员民众论》强调，抗战必须动员民众，动员民众必须从解除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疾苦着手。具体来说，就是要澄清吏治、铲除贪污，减轻田租和严禁一切苛捐杂税、拉夫，并优待出征军人家属。

《浙江潮》所刊文章大多有事实有观点，针对性极强，而且题材内容也很广泛。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问题，严北溟曾撰文说：“由国民党‘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是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说要对内消灭一切异己的党派，‘领导’两字根本不应含有消灭其他党派的意思”。

著名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词作者麦新的专论，深刻剖析了当时的不合理现象：在广大的战时乡村里，“有力者出力，还要出钱；有钱者不出钱，还要捞钱”。该刊还连载《土肥原与汪精卫》一文，这是夏衍在上海的见闻记。文中披露汪氏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内幕，对投敌汉奸作了无情的鞭挞。该刊过后又发表社论，题为《扑杀此獠——汪精卫》。范长江也曾撰写了《日本咽喉的溃烂症》，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叫自己压迫的奴隶，来保卫自己的生存”，而“主奴难两全，是历史通则”。

该刊不少评论包括社论，都是严北溟亲自执笔的，除了从不同角度论述国内抗战的文章外，他还写过多篇国际专论。如《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观测》《苏联与大战》等文，就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特点，以及交战国阵容、力量对比和战略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另外，中共省文委书记骆耕漠的《拥护浙江省新的政治纲领》、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的《一年来浙江文化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葛琴的《除奸声中周作人被刺》等文章的刊发，特别杂志全文发表了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在浙江省军管区教导总队所作报告《建军的重要性和社会军事化的实施》，引发关注。

为了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团结抗日力量，《浙江潮》还经常以编辑部名义举行座谈会、报告会、读者会、时事讨论会。

1938年10月曾以秋游活动之名，在北山双龙洞举行通宵达旦的时事座谈会，参加青年民众多达200余人。会上骆耕漠围绕“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这一中心思想作了长篇演讲。严北溟也作了题为《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前途》的报告。此外，还有表演“九·一八”等抗战文艺节目。整个会场上“洋溢着同仇敌忾，抗战到底，誓必取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强烈爱国主义气氛”。尔后，又在《浙江潮》等刊物上发表“北山之游”专题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0年，国民党反共活动不断加剧，《浙江潮》政治环境日益险恶。1941年1月20日，出至128期停刊。25日晚，国民党军统特务搜捕办刊的中共党员，李士俊、沈任重等被捕，后严北溟也被迫离金。

1944年3月，在龙泉主持《浙江日报》的严北溟，重新出版《浙江潮》，为半月刊。他在《复刊辞》中称：“过去的《浙江潮》是迎接抗战的高潮而诞生；今天的《浙江潮》则为推动胜利的高潮而复活。”复刊后的《浙江潮》，出至1944年5月20日的第6期。

史海沉浮，省主席公馆早已变样，《浙江潮》却仍以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之势影响着一代代人。

❖转自《金华日报》2023年4月14日 A12版，胡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