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花，只要有风，就会落地生根；只要有水，就能顽强生长；只要有阳光，就能傲然怒放，撑起春天的脊梁。这种花叫杜鹃花，山里的老百姓习惯叫它映山红。
在金华与遂昌交界的地方，有个叫银坑的小山村，村子四周山岗上，一到春天就开满杜鹃花，红艳艳的花海像云霞一样环绕着村庄，与村里红色的旅游标记、猎猎飘扬的红旗互相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村画卷。
银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早在1932年就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35年5月，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从赣北突围到浙西南，创建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和遂、宣、汤边区（特）委，银坑村就在红军和特委的支持和指导下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红色的火种从此在这个只有百来个人的小村子被点燃。清明前，笔者参加一个党员活动再次到银坑，翻阅银坑红色村史，聆听英雄故事，特别被银坑村一批巾帼英雄深深感动：
陈孝凤的家是地下党在银坑活动的住地。为隐蔽地下党和工作人员，她家里修筑了一个地下室，可藏匿七八个人，洞口放一只提炼山粉用的大木桶。在白色恐怖中，地下党的同志白天隐藏在地下室，晚上出来活动。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也都藏在地下室里。陈孝凤和丈夫陈品森不但要负责做好同志们的隐蔽工作，还要长期维持革命同志的吃、住，负责送信到遂昌、武义、石柱源、龙葱等地。有一次大雪封山，红军筹措不到资金，生活发生困难，陈孝凤为红军借了100块银元及粮食，帮助红军渡过了难关。
陈党花是中共银坑支部书记陈永丰的女儿。父亲因参加革命工作被国民党杀害在门阵村。她非但没有被吓倒，还继续着父亲未竟的工作。地下党员朱金宝因经常野营露宿，身患一身毒疮，双手不能端碗提筷，腿不能行走。陈党花将其接到家里，精心护理，喂饭、洗脸、擦脚、煎药等护理一个多月，才使朱金宝恢复健康，继续工作。有一名红军战士被敌人打伤，经陈党花护理后转移到门阵张余昌家，继由张春英护理至恢复健康后回部队。
陈樟珠的娘家在银坑村，出嫁到邻县的章坞里村。丈夫、叔叔、大伯都是中共党员，她家也是党和红军活动的联络站。1944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陈樟珠的丈夫、叔叔、大伯全部被国民党杀害。她本人也被押到清修寺(当时国民党第四军法处驻地)，关押了两个多月，经过多次审讯未吐露地下党的情况，最后被国民党警察解押到章坞里村口杀害，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
还有董翠花、俞春英、吴水妹、汪根凤等一批山村妇女，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为红军站岗、打探消息、传递情报、救助伤员，还毫无保留的把家里仅有的粮食送给红军，自己却在家里咽野菜啃树皮。
掩卷沉思，是什么触动了这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目不识丁的山村妇女，让她们能如此坚定执着的跟共产党走，死心塌地地投入革命？
从村民讲述的一个故事中，笔者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
银坑村有个妇女叫许云香，她20岁嫁到银坑村。因为丈夫陈春泽生病，她只得下田劳动。当时在这一带山区，封建思想严重，妇女下田比偷汉子还不光彩。后来，许云香的手上长了一颗毒疮，溃烂了，流脓出血，夜里痛得睡不着觉。当时连丈夫的病都没钱医治，她哪里顾得上这个毒疮？
这时候，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银坑。红军刚来时，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军队。有一次许云香在玉米地里干活，一个女兵路过，一定要帮她锄地。两人争抢锄头时，女兵看到她手上的毒疮，马上找来药箱帮她敷药、包扎，却不收她一文钱。许云香这才真正相信，这些叫共产党的人，这些叫红军的人，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人。
从此，她与红军结下不了情。有空，她就上山帮红军烧水做饭，还将他们换下来的衣服“偷”来洗干净，又悄悄地送回去；她和村里的穷哥们一起贴标语，差不多把附近村子都贴满了；她还装作进山砍柴，替红军送情报。
在与红军的接触和交往中，许云香渐渐明白了共产党是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组织，使她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确立了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许云香入了党，并担任了新中国成立后银坑村的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她把当年红军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带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金华县志》记载：“云香到汤溪、金华等地开会，从不坐车。黎明即起，脚着草鞋徒步进城。乡、区干部都自叹不如。她先后28次被评为县劳动模范。1958年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同年荣获浙江省社会主义水利建设模范奖章；1959年出席浙江省青年、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荣获奖章。她只有一个儿子，为支持抗美援朝，带头送子参军。1958年她带领全村开垦荒滩，造田50余亩。群众说：‘唐朝的樊梨花也不及银坑的许云香！’”
这些大山里的妇女，多么像杜鹃花的化身，在艰难岁月里，她们像杜鹃花一样傲霜斗雪“盼春风”，在建设时期，她们像杜鹃花一样满怀豪情“报春来”，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她们无私付出，甘于牺牲，用自己的一腔碧血化作映山红，换得今天的彩霞满天和繁花似锦。
青山无言，红花不语，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此作出牺牲的人们。
❖转自《金华日报》2023年4月1日 A4版，程建金